以下为开篇摘录，全文请从 GitHub 下载。
丽白楼诗话 民国 林庚白 ●上编 诗要有意境与才力。意与境又自不同，而才力则所以运用意境者，此不可不知也。古人谓“诗穷而后工”，又谓“愁苦之辞易工，欢愉之言难好”。世之为诗者，往往误解此二义。其实所谓“穷而后工”与“愁苦之辞易工”者，盖入世不深，则不足以尽人间之变，而喜、怒、哀、乐之情，动与其境遇相为表里。曰“穷”，曰“愁苦”，言其极也。境不极则情不真，纵或能工，抑末矣，非必教人以叹老嗟卑为工，以伤贫怨别为穷也。故又谓“诗以言志”。前者言其境，而后者言其意。凡人之哀乐过人，或怀抱与人殊，皆境为之也。境之极而意于是乎出，其诗始工，亦由其情之真也。若乃所处非古人之身世，但蕲其貌似古人，非仅丧真，且并失古人之真，其所得止于古人面目之伪而已。此宋以后诗之所以日衰也。 唐宋两代诗，先后媲美，无所轩轾。以言其工，突过汉魏，直接《三百篇》。何者？其意境固已极前此之世变与人事，而诗之才力又足以发其变。所谓“柏梁体”，所谓建安七子，不若是也。柏梁体特应制诗之滥觞，其本已拨。建安七子虽遭逢丧乱，其人物大都委靡颓废，徒知标榜豪放与清高，开六朝亹亹之风。中华民族性之不振，魏晋之诗，亦有以毒之也。晚近浅者，溺古不返，遂以为诗愈古则愈工，宋必不如唐，唐必不如汉魏六朝，而《三百篇》、《离骚》，莫敢议其一字者。吁，何其陋且固欤！ 一代有一代之文物典章，而文物典章所被，人情与风俗亦因而异。形诸诗歌，宜表其真实。春秋、战国人之生活，不同于三皇五帝时代；汉魏六朝人之生活，又不同于春秋、战国时代；而唐宋元明人之生活，则又与汉魏六朝时代不同。清戊戌维新，迄于民国，远沿五口通商之旧，近经辛亥与丁卯革命之变，文物典章，几于空前。生活之因革，虽或矛盾杂陈，要其于人情与风俗之推移，实为有史以来之创局。苟诗人于此，懵焉无睹，行今人之行，而言古人之言，人人自以为陶、谢、李、杜，其去陶、谢、李、杜益远矣。 诗者，民间…